上海海派书画艺术馆讯息，近日来，随着刘益谦的三次公开声明和上博三位专家报告的出炉，《功甫帖》事件持续发酵。从目前来看，市场人士屡屡发声，而文博系统除了三位专家的报 告，却鲜有发声。对于最终的结果，现在依然没有定论，但这场文博系统专家和市场专家的论战，从某种程度上也引发了文博系统的公信危机。中国博物馆的研究是 否能代表中国最高研究水准?其学术研究能力是否在削弱?为什么会导致目前的争论局面?博物馆该如何重构学术话语权?

博物馆公信危机

      “几十年来，我们把民间的鉴定家视为生意人，把博物馆的鉴定家视为文化人，互不往来，互不交流。” 祝君波先生今年9月份的一篇文章写道。

但《功甫帖》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态。2013年中秋之夜，收藏家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822 .9万美元(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)竞购得苏轼的《功甫帖》。随后计划于2014年在即将开馆的龙美术馆(西岸馆)中展出。但2013年12月21日， 《功甫帖》被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公开质疑为伪本，引发圈内的强烈震动。

刘益谦三度发表公开声明，上博三位专家发布研究报告，但这并没 有让争论声消失，反而有更多的业内人士卷入讨论，“也许最终各自之间还会有分歧，而众所周知，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从来就没有100%的事情，但通过这样全面 的会诊式鉴定和争论，可以向国人、向全世界普及一下中国古代历史、文化和艺术鉴赏知识，则大有裨益，其所得可能会远远超过辨明这幅作品真伪问题的本身!” 季涛在《苏东坡的《功甫帖》真伪之争将如何了结?》一文中写道。

“关于《功甫帖》的争论，其实最终的结果可以争论，但它改变了人们对博物馆专家一贯权威的认知，以前质疑更多的是私底下，这次事件应该是一个里程碑，博物馆专家也开始走下神坛。”长期关注博物馆发展的李祥说。

从目前的社会声音来看，博物馆确实失去了艺术市场开始之初的学术话语权。而在艺术品拍卖行业建立之初，企业鉴定的能力还十分弱小，因而许多博物馆专家被 拍卖企业聘为顾问，有鉴定专家为拍卖企业首场拍卖会开槌，有专家为拍卖企业能否上拍对拍品进行关键性的“掌眼”，也有专家帮着拍卖企业去推介拍品。

“长期在文物经营界工作，与博物馆专家和收藏经营界专家两道均有接触。环顾眼下的书画鉴定界，喜忧参半，深感人才缺失。于博物馆而论，如今，随着这些一 言九鼎的宗师先后谢世，许多博物馆面对征集书画的挑战，已无权威敢拍板。究其原因，是我们建立的博物馆制度，鉴定人才由院校毕业，入馆培养，但很少放飞野 外，往往纸上谈兵，研究来研究去，就是远离真伪二字，也难得做真刀真枪的决定。又逢1949年以后形势大好，一有老先生扛着，二有藏家捐献，三是“文革” 送货来。所以藏品不愁。” 祝君波曾在文章中写道。

人才“青黄不接”

之所以博物馆、美术馆的学术话语权在逐渐丧失，跟国家对美术馆的定位有关。 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国内多数美术馆只是被用来陈列美术作品的展览馆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术馆。“当下，中国很多美术馆藏品不够、固定陈列不够、好的作品不 多，展览过于频繁，也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性特色，这确实是普遍存在的问题。但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现实中，美术馆主要是展览馆，有其合理或者说 无奈的一面。因为目前中国的美术馆设施和场地仍然不足，而办展需求又很多。”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接受采访时曾说，中国美术馆在最高峰的年份，一年办展量 可能达到140个。

虽然每个博物馆、美术馆都会有自己的研究部，研究人员的数量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但研究功能在博物馆的职能中一直排 在比较靠后的位置，研究力量面临着断层、青黄不接的局面，“鉴定和艺术方面，进行研究的老一辈专家渐渐故去，目前六十岁以上的专家已经退休，其实有的还精 力充沛，但并没有得到返聘;新一辈的还没有成长起来，新时期九十年代以来招收的研究人员比较多，但他们的社会阅历、学术积累以及接触的藏品有限，有时候我 到美术馆或博物馆去，发现他们都很忙，忙于陈列展览的策划，静不下心来做研究，当然这跟领导的管理和个人对待研究的态度有关。”刘曦林介绍说。

目前我们的博物馆、美术馆普遍<